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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改革四十年最大的成就是“市场化”

2019-08-26来源:经济观察网 网友评论(0)

  自1978年进入改革最前沿的刊物《未定稿》并为之撰稿起,王小鲁的个人经历就和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紧咬合在了一起。他在80年代初期成为农村发展研究组成员,投身农村改革研究,其后负责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论文评审工作,随后又加入了一时叱咤风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

  现年68岁的王小鲁任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继续关心着中国的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等等问题,亦是呼吁继续深入改革最富盛名的倡导者之一。

  因最近出版《改革之路——我们的40年》一书的契机,王小鲁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专访,回顾了其亲身参与其中的改革历程。

  “摸着石头过河”成就“市场化”

  “市场化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在王小鲁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从中央集权的、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不过,当记者问,“哪一步改革是最关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步”时,他却说:“不如说改革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哪一步都关键。因为市场经济到底什么样,怎样转向市场经济,最初谁心里头都没谱。”

  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路的成功在于,每一步试探都是针对社会最急迫、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王小鲁认为,这是中国改革能一步接一步走下来的原因。“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粮食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政策,导致农业效率太低,粮食短缺,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是改革初始时面对的最突出问题”。王小鲁向记者细数,农民自发进行的“包产到户”被接受、得到官方支持,并普及到全国,成为改革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农业效率明显提高、农村温饱问题初步解决之际,又面临着农村剩余力往哪里去的问题。这时,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发推进了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发展,并得到政策支持,这成为改革迈开的第二大步。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激励了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先是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初步进入市场;随后禁止民营企业的限制也被放开,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才逐渐发展起来,经济也从封闭走向开放,向国际市场打开了大门”。

  “如果不是放手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基层的积极试验和探索来推动一步步放开市场,而只靠政府统一设计,很难想象能够取得市场化改革的突破。”王小鲁强调。

  他回忆八十年代改革时,一些人认为,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改革搞乱了,要求取消价格双轨制,用总体设计、整体配套来取代,搞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流通、外贸、投资体制的一揽子改革。“这一设想中,认为改革有整体性、改革的不同领域需要考虑协调性的想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于相信顶层设计和政府的权力,试图在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用一揽子设计,来完成改革的配套推进。”后来这一整体改革构想缩小为“价、税、财联动”,即设想由中央政府一揽子调整产品价格,同时通过税制调整来消除调价带来的企业间利润不均,想靠计算出来的一套差别化的税率和财政补贴方案,来人为造成企业间的平均利润,再根据税制的变化计算出一套调整财政分配的方案。换言之,是想用政府计划的方式进行调整来实现均衡,然后才能放开价格。还有人主张,收回已经下放给地方的投资和商品流通权限,由中央成立几家投资公司和贸易公司来取代。这一方案最终被搁置。

  王小鲁也不讳言,在改革早期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具有积极意义——那时民营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市场很弱,在他看来,就好比成立了球队,球员都不够,“裁判不得不下场踢球”。“当时,有些低级别的地方政府更像是企业,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企业。”1990年代,王小鲁对苏南众多的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地方政府用乡镇自身的资源,去发展市场导向的经济实力,“市场上缺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缺技术就返聘国有企业退休工程师;缺资金,就到处协调,也包括政府提供帮助”。但这更像是对于之前走上全面消灭市场经济的弯路的一次非常规“补课”,随着市场的发展,政府迟早需要逐步退出。

  发展市场,也要做好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

  不同于有些极力呼吁市场化的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极为关注。他认为,在199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社保体系,标志着中国告别了改革之初带有原始资本主义色彩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改革避免了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场经济为蓝本的误区,在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现代市场经济过渡。”

  他关注社保,也是因为社保体系正面临急迫的现实压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仍未实现将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惠及全民这一目标。王小鲁举例说,“两亿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占了城镇就业的一半以上,但不能落户,大部分也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

  而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在他的分析中,与“政府预算软约束”密切相关——政府支配财政资源时缺乏有效控制,预算机制不足以制约政府过度支出的倾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结构最明显的差别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占比过高,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支出偏低。”

  过高的行政费和投资支出比重,不仅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投资效率急剧下降等结构失衡,也挤压了社会保障支出的资源空间。中国的公共教育、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17年还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比重,也远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线之下。

  “人口流动与土地流动”

  人口流动和土地制度改革,是王小鲁近年来持续关心和研究的议题。一方面,他不断呼吁城镇化要加快户籍改革——农村进城人口不能在城市落户、享受市民待遇,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另一方面,他亦呼吁放开农村宅基地的流转。“过去认为‘大城市不好,只有小城市是好的’,这种观念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王小鲁曾做过一项研究,对全国666座城市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在100万到400万的大城市,扣除城市外部成本的净规模收益是最高的,占城市GDP的17%―19%;50万人口的城市净规模收益只有12%左右,而小于10万人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已经没有明显的净规模收益,“因此,过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政策实际上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2000年左右,城镇化政策的变化,使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也带来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进城人口安家落户、平等权利和待遇问题,是“人的城市化”。

  王小鲁认为,今年放开除极少数大城市之外所有城市的落户限制的新政策,“力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个非常好的现象。”但他觉得,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关键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认为农民是外来人,给他们上了户口后,财政支出会增加,要多花钱投入医疗教育。”

  在大量进城人口得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同时,农村的土地也会更多闲置出来。不久前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审议稿,在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同时,仍旧没有放开宅基地使用权在村集体以外流转。“这实际上还是剥夺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王小鲁认为,“新城市人”对留在农村的宅基地拥有合法的永久性使用权,不允许他们转让该使用权,这个财产权利就落空了。

  他拿城市居民对房子的使用权来做比较,“城市居民出售商品房,就同时合法出让了所附着土地的70年使用权,如果法律禁止转让、或者只许转让给本楼、本街道的居民,是很荒唐的。”、

  王小鲁将之归结为,很多人还是不明白“只有通过市场转让,才能让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合法权利得到实现”的道理。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后,本村村民之间彼此转让宅基地的需求相当小;而城里人“下乡”,买房改造、休闲度假、投资发展乡村旅游、观光农业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对促进乡村繁荣、增加农民收入是有利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不能“流动”,导致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使农村逐渐破败。“新城市人”无法转让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增加了他们在城市安家缺乏初始资金的困难。

  “过去,我们老是把宅基地看成是给农民的社会保障或者是福利,今天随着形势变化,这个观点应该改变了。”王小鲁认为,不能出于害怕农民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的“好心”,让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把土地当做保障”这样的旧制度需要改变,“这是大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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